【在希望的田野上】“数字大田”里的春耕

景气指数可以建立在这些指数的基础上。

比如，2007年以253.5亿元人民币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的张茵拥有的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这第二波冲击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

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如果金融危机真的会发生这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在短期内，这些措施无疑会起到明显作用的，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

前9个月，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出近年少见的繁荣景象。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中的许多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可是我们也看到，当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们叙说民主、叙说预算权利的时候，非常遗憾，包括我本人，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伟大的社会责任来，搞得我们许多人大代表一再抱怨他们看不懂预算。

目的不就达到了吗？不参与，一切都是空的。但我们的预算体制问题偏偏是要动大局的，动核心的东西，怎么动？事实也教育了我，我们开了这么多预算改革的会，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其实起的作用非常小，根本不能实质性地推进预算改革的进程。最可悲的是甚至无法引起社会更大的和更广泛的呼应，网络上有一些同情的声音，但走上社会看看，律师显得有点太过孤单了，这跟我们学者的呼吁多次碰壁是一样的情况。在参与式预算的发源地巴西，连总统都积极参与预算改革的实践，给民间参与公共预算的编制和监督以实质性的支援，这才有了民间广泛的参与热情和持久的发展动力。

浙江温岭新河镇等地的实践就是触动了这一重要地带，它们的价值就在这里。我和许多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只要还能试，就向前推进它。

2005年3月，浙江温岭市新河镇将民主恳谈机制运用到预算领域，此后的几年间，逐步设计出一种将预算民主恳谈与人大代表制度相结合的机制，一定程度上使得公民参与了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目前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大多对预算还是持比较冷漠的态度，或者以看不懂为说辞，要自上而下地推进预算改革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也不得不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的改革还只能依靠政府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参与式预算还远没有成为改革的主流，还在外围打转，随时有夭折的可能。这样，财政资源就被分散到政府的各个层级，而不是大家都必须面对铁板一块的政府总体，各个层级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就有机会参与进来告诉自己这一块儿的政府，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未来，我们国家应该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不管政府愿不愿意，都得进行财政层级的调整，都得将财权、财力分散化，都得允许、容忍公民对预算事务的介入，并最终将财政预算的决定权拱手交给人民自己。南方都市报：人们没有参与的动力，可能还是由于公民自身的利益与预算的关联依然是一种隐形的关系。南方都市报：那怎么样才能让公民的自身利益与预算改革挂起钩来呢？李炜光：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把我国半截子的分税制改革真正做到位，也就是把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放在省以下的部分，从上次分税制改革停步的地方起步，继续走下去，最后完成整个分税制改革，在我国实施完全、彻底的分税制。但是在这种体制之下未免有螳臂当车、孤胆英雄的感觉，悲壮则悲壮矣，却无法产生真正的推动力。

所以，你问困境在哪里，要我说，困境就在政府本身。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在于，地方政府必须有充分的自主性的财政资源，这样，民众参与协商资源配置才有意义，而一旦财政资源落实到地方了，民众的切身利益就会与体制挂上钩，人民也才会有热情关注地方财政的财政预算问题。

这种自上而下、期盼产生下行上效效应的改革尝试目前还在进行过程中，最终的成败很难说。李炜光：在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的最终决定权不在政府的手里，而是在别人的监督控制之下，它自行其是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法律和制度规定着它的运行模式和方向，只能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它的本质的制度属性。

政府的各层级、各部门和各单位之间更多的是独立、平等、合作的关系，更多地使用合同协议方式，按市场方式处理相互间的协作配合问题。参与式预算需要分权式的财政体制相配合，如果实行的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最好不实行参与式预算，因为意义不大。预算改革的困境在于政府本身南方都市报：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之前，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就广受关注，民间的呼声被代表委员们带进了两会，不少议案提案要求盯紧4万亿的流向和收益。我们把希望放在民间，预算的道在民间去找，这个思路大体上是对的，问题是突破点在什么地方呢，关节在什么地方？具体的方法、工具都好办，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西方人想到的我们肯定能学过来，或者我们再创造新的，这都不是问题。民间又一次走到了改革的最前列，下一步，也是跟三十年前的情况一样，就看决策者怎么选择、怎么做了。它们这次通过了两个预算修正案。

自1999年启动新一轮预算改革走到今天，预算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对于乡镇一级政权来说，这绝对是破天荒的一大步。

不这样，你再公开他也不关心，因为他不参与。今后，也就不会再有中央政府干预地方财权、事权的问题，因为体制一经确定就用法律确认下来，谁越界，谁犯法，谁承担责任。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必须要有合格的或者负责任的有独立自主民主法制精神的公民，对预算特别较真特别关注的公民，才会有真正对预算较真的代表或者委员。李炜光：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下放权力，而是市场经济式的权力分散化，也叫财政体制的分权化，它使各级财政成为一级真正的财政，并且与财政预算的公共化变革（如公众的参与式预算）相联系、相配合。

参与监督参与管理了，预算的效率就提高了，钱就不乱花了，腐败就降低了。传统的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行政方式将日益失效，机构内部的关系更具平等的契约色彩，权责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官僚模式下垂直式的权力结构将被动摇。南方都市报：前段时间上海律师严义明就要求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公开四万亿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信息。我国应该考虑进行与政治体制相配合的财政制度的新一轮改革，全面完成财政公共化变革的任务，构建起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

那么对于民间而言，自身要做怎样的突破，才能有效地促进公民参与式预算模式的深入展开呢？李炜光：NGO组织运作和预算挂起钩来，也许是一个新的思路，比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如果人民已经越来越多地进行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了，而政府却未持积极态度，袖手旁观，不给予法律、政策和体制上的支持、帮助，而是由其自生自灭，那么，基层预算改革就只会有自灭，而不会有自生。

南方都市报：就今年两会的议题而言，社会舆论最关注四万亿投资，但这笔钱怎么花似乎只是政府的事情，公共预算日益演化为政府预算。这样，公共财政就不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之物，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公众的视野里，各级政府的行政运作上了。

参与式预算代表着一种服务于自身价值和利益的机会，实施这种预算模式，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公民对政府决策和治理的认可度和遵从度会大大提升，官员们在民众的参与和监督下改善其工作效益，并因此而增强其自身的安全性（因为不公开的、民众不知晓的行政风险性更大），而财政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也因效益的提高而有益于社会和谐的形成，等等。现在民众开始动起来了，基层政府也在积极行动，而真正执掌体制、政策和法律大权的高层政府眼下还在一边观望。

到那时，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解决问题的根本的办法只有继续进行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半途而废将一事无成。我国应该考虑进行与政治体制相配合的财政制度的新一轮改革，全面完成财政公共化变革的任务，构建起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自1999年启动新一轮预算改革走到今天，预算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已经日益深入人心。

浙江温岭新河镇等地的实践就是触动了这一重要地带，它们的价值就在这里。哪些事情应当多做，哪些事情应当少做。

预算改革的困难是上层资源似乎有限，难以找到新的出路。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的业务活动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为此获得的业务收费和财政拨款等收入是它们的费用价格。

这就是在浙江、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出现的民众自觉融身其间、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属于区域内部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就放手由地方财政负责，相应的财权、财力应全部划归地方，由地方自己作主安排使用。